最近的中国，人人都在谈变革，求变的力量在朝野两端同时萌生，这已是十年未见的景象。在我看来，要不要变，是一回事，怎么变，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可以是口号和鼓动，后者则需要理性和方法论。
一百多年前晚晴的时候，也是人人求变，可是怎么变，大家吵翻天，有的要君主立宪，有的要暴力革命，有的说经济先行，有的要政治同步，吵着吵着，大家的火气就大起来了，“时间窗口”就关闭了，桌子就掀翻掉了，最后苦的，还是老百姓。这样的教训，现在的人们都应该记祝
日前接待了一位媒体的记者，问及：当今中国与百年前中国有何不同，在求变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一些新的势力？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细细想想，我们今天的变革环境确乎比百年前要优越很多。关键正在于，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哑铃型社会”，两头很大中间小，稍稍用力，就折断了。现在的中国是“橄榄型社会”，中间的城市市民和中产阶层越来越大，理性的力量便构成为稳酵抵抗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因素。尤其重要的是，一些具有正能量的民间新势力开始发挥作用。
互联网：尽管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可是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远远大于对美国社会的改造。自19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除了技术来自美国之外，在模式上几乎全数变异，而强悍的国有资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又毫无作为，因此造就了“阳光创业的一代”，这批年轻的创业家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完成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的对接，在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百家中国公司几乎都与互联网产业有关。。比发生在商业领域更大的改变是，互联网重构了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生态，特别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现，让传统的舆论管制方式无所适从，它们成为了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推动政务公开的新土壤。
非政府组织(NGO)：明清以来的中国，民间活跃着两种非政府组织，一是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宗族组织，二是以乡籍为纽带、遍布于两万个市镇的商会，它们成为民间自主管理的基矗这两种组织在“土改”、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中被相继摧毁，从此之后中国民间在很长时期内如一盘散沙，再无凝聚之力。近十年来，各种NGO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和中产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在上百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展现了民间自主的力量。目前甚至没有一个机构公布现有NGO的数量，粗略计算应该在五万个以上，它们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范畴之内。2008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全国的环保NGO组织有3539家，抽样调查显示，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仅占23 3%。2012年3月，民政部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宣称，美国在华NGO组织约有1000家，仅有不到3%具备了合法身份。这些都显示出民间力量拒绝管制的自主姿态。
企业家阶层：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有1085.72万户私营企业，4050万个体工商户，人数总和超过韩国的全国人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人数庞大、富有和拥有力量的有产者阶层，可谓“千年之一大变”。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曾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这一景象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近年来的移民潮便是有产阶层试图逃避的一个折射。然而，绝大多数的经营者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自由知识分子：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其实便失去了产生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才诱发了二十世纪初那场灿烂的新文化运动。近十年来，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一味采三极干预和有力掌控的政策，使得大学沦为犬儒主义的欢常然而，在民间仍然出现了众多拒绝体制诱惑、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谋生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涌现出很多大胆的“意见领袖”。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威权制度构成了致命性的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二十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对“大国崛起”的高调欢呼，以及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其实都很难构成为历史的全部。正在阅读这篇小专栏的青年读者，你们正是决定中国走向的那些人，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其实全部地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第一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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