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能不能成就大企业？小政府首先要成就的是大市场”
作者：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改革攻坚提了很多年，但重大改革不到位、甚至严重滞后仍是个客观现实。当前，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取得一些突破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政府的转型改革，转型改革不彻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很难捋顺。
所以说，政府转型是中国改革的重点和关键，并且成为改革顶层设计的重点和主题。“十八大”以后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转型改革。
“政府转型取决于高层的决心”
从现实来看，政府的转型与改革面临的矛盾、问题很突出。首先，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尤其是增长主义政府的特点在这些年尤为突出。
其次，经济总量导向，使中央和地方关系中面临的矛盾问题突出。以为例，它突出反映了中央、地方在经济关系上的矛盾，不客气地讲，房地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有中央调控地方的特点。
再次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分，权力结构不合理。比如我们搞大部制改革，假如民航总局并入交通部，但事实上它们的职能转变不是很清楚。大部制改革按照“十八大”精神也好，按照过去中央的部署也好，它实行的是行政范围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制约，但事实上我们的大部制改革在形式上往前走了一步，而在行政范围内的“三权分设”并没有破题。
最后就是政府自身利益的问题突出，政府本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在现行的体制下，在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中，政府更倾向于其自身利益，而且这种倾向还有强化的趋势。
因此，政府的转型与改革，关键取决于最高决策层要不要下决心，或者说有多大的决心和魄力来推动这样的改革。可以说，政府的转型改革本身首先取决于政府对自身问题的判断，这是个大前提。
政府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权力结构，我们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变职能，但转来转去并没有转得很好，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严重不合理。以发改委为例，它应该对两件事情负责：一个是国家的中长期规划，它要确定规划具有科学性和刚性约束。另一个是为国家的经济政策服务。这两件事做好了，对我们的宏观经济会起到重大的保障作用。但是现实是，除此之外，发改委不仅负责项目审批，还负责市场监管。
权力结构不合理是影响职能转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然而，怎样的权力结构才合理呢？我提了六个字：前两个字是“放权”。该归市场管的，政府要下放给市场，属于社会管的，政府要下放给社会。
接下来两个字是“分权”。不可能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中央，就是部门和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也要有个合理的分权，其中的执行权、监督权、决策权又是相互分离的。
最后两个字是“限权”，限权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监督。我在总理面前也说了这话，只有把以权力约束权力与社会监督权力相结合，这种限权才会有效果。习近平也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理解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要把权力锁到法律的笼子里，政府要依法办事，不能超越法律之上；第二，要锁到制度框架里去，不能超越职能；第三，要锁到社会制约的笼子里去，让社会监督权力，这样才能使权力不被滥用。
啃掉四块硬骨头
当前，在政府转型与改革问题上，有四个争论非常突出，能否啃掉这四块硬骨头，是影响转型成功与否的重中之重。
第一，是否承认我们有增长主义政府的倾向。北京PM2.5一出现，大家看到长期追求的后果，看到增长主义政府带给我们的严重后果。
增长主义政府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早在2004年我在南昌一次大会上演讲，提出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下来有个领导跟我讲，老迟，政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还叫政府吗？如果政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吃哪碗饭？政府哪来的钱？所以大家都拼GDP，哪还管什么环境和资源？尤其在地方层面，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的背景下，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这是个鲜明的矛盾。
第二，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些年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突出，政府成为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上大项目、搞大投资、搞大国企、追求重化工业。这造成对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排斥，所以某些领域的国进民退不可避免。然而，市场经济下应该是市场起主导作用，市场主导了，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发挥；市场主导了，政府的作用才能够明确，它的任务不是主导，而是服务。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如鱼得水，企业才能有活动的范围。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到底是投资主导还是主导？面对市场的变化，面对投资消费失衡的现状，今天再坚持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已经不行了，第一市场空间越来越小，第二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三更扭曲了市场关系。所以，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投资才是有效的投资。如前几年的政府4万亿投资，虽然当时应对危机起到了明显作用，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但这样的投资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不在于4万亿，而在于强化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还企图把这种增长方式常态化，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问题所在。
为此，建议尽快制订国家消费战略规划，并把提高消费率作为评价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绩效的重要约束性指标。要稳投资，更要通过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优化投资结构。
第四个有争论的，就是国有资本到底以公益性为重点还是以竞争性为重点？毫无疑问，既然是国有资本，它也要追求效益，但是它的效益重点取决于服务全社会对它的需求。今天，老百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大了，如保障性住房，国有资本要不要成为这里投资的军？，现在缺口有人说有2万亿，有的人说更高，这部分资金要从哪里来？应该从国有资本的收支分红中来，提高它的收支分红比例，或者把一部分国有资本纳入到养老保障基金里去，才有可能补充这个缺口。
小政府首先要成就大市场
这些年，企业对政府的期望也在逐渐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中期，企业更多希望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而现在更多的是需要政府的服务。跟前些年相比，总体来说，现在发展环境方面的矛盾问题最为突出，办事难、效率低、成本高、大，成了企业今天面对的大问题。不少企业家反映，现在跟一些官员打交道，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还容易出问题。就是说，在寻租腐败比较突出的背景下，企业的发展环境矛盾问题比以前要突出得多、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
现在，我感觉到企业的呼吁有几方面：
第一，希望有个好的竞争环境。现在竞争受到行政主导、官员利益左右的因素仍然比较多，很多竞争，表面上是招标，可招标里面都有猫腻。所以，一定要公开、透明。企业宁肯多花点儿钱，也希望有个有效、公开的透明机制，形成一个真正的竞争环境，这是企业最大的期望。
第二，企业成本太重、税赋太高，尤其是实体经济、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税赋水平太高，有些不堪重负。
第三，财产权保护。我曾经跟中央领导讲，最近几年，部分民营企业家投资移民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有增大的趋势。为什么？原因很多，但重要的是我们对民营、私营经济财产权的保护不够，缺乏相关的制度与法律保障。企业家太不放心了，这是导致资本外流的重要原因。
第四，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寻租腐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办事环境越来越差，该办的不办，不该拖的一再拖延。从数量上看，审批在减少，事实上办事越来越难了，办一件事需要花费太长时间，企业家的精力太多耗费在和政府打交道上。
因此，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简言之，就是公共服务型政府。
中国搞了35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竞争的市场环境初步形成，但是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仍然面临很多矛盾问题。首先就是行业垄断问题比较突出，第二就是资源配置上的行政特点比较突出，像土地资源、资金等，这些方面行政主导的特点都比较突出，有些要素价格到现在还没有市场化。
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今天对我们来说，垄断行业的改革，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公共资源的市场配置，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这些改革尚不到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应该说还相当不完善，需要在这四个方面改革上下很大工夫。
那么，小政府能不能成就大企业？小政府首先要成就的是大市场，我们讲政府是个有效的政府，但政府和市场比总是小的，市场是大的，小政府要成就大市场。对于企业来说，不管政府大小，它一定要是个有效率的政府，是个廉洁的政府，是个有责任的政府，是个法治的政府。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培育、完善、保护一个好的市场。
(本刊记者周夫荣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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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改革攻坚提了很多年，但重大改革不到位、甚至严重滞后仍是个客观现实。当前，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取得一些突破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政府的转型改革，转型改革不彻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很难捋顺。
所以说，政府转型是中国改革的重点和关键，并且成为改革顶层设计的重点和主题。“十八大”以后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转型改革。
“政府转型取决于高层的决心”
从现实来看，政府的转型与改革面临的矛盾、问题很突出。首先，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尤其是增长主义政府的特点在这些年尤为突出。
其次，经济总量导向，使中央和地方关系中面临的矛盾问题突出。以为例，它突出反映了中央、地方在经济关系上的矛盾，不客气地讲，房地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有中央调控地方的特点。
再次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分，权力结构不合理。比如我们搞大部制改革，假如民航总局并入交通部，但事实上它们的职能转变不是很清楚。大部制改革按照“十八大”精神也好，按照过去中央的部署也好，它实行的是行政范围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制约，但事实上我们的大部制改革在形式上往前走了一步，而在行政范围内的“三权分设”并没有破题。
最后就是政府自身利益的问题突出，政府本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在现行的体制下，在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中，政府更倾向于其自身利益，而且这种倾向还有强化的趋势。
因此，政府的转型与改革，关键取决于最高决策层要不要下决心，或者说有多大的决心和魄力来推动这样的改革。可以说，政府的转型改革本身首先取决于政府对自身问题的判断，这是个大前提。
政府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权力结构，我们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变职能，但转来转去并没有转得很好，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严重不合理。以发改委为例，它应该对两件事情负责：一个是国家的中长期规划，它要确定规划具有科学性和刚性约束。另一个是为国家的经济政策服务。这两件事做好了，对我们的宏观经济会起到重大的保障作用。但是现实是，除此之外，发改委不仅负责项目审批，还负责市场监管。
权力结构不合理是影响职能转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然而，怎样的权力结构才合理呢？我提了六个字：前两个字是“放权”。该归市场管的，政府要下放给市场，属于社会管的，政府要下放给社会。
接下来两个字是“分权”。不可能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中央，就是部门和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也要有个合理的分权，其中的执行权、监督权、决策权又是相互分离的。
最后两个字是“限权”，限权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监督。我在总理面前也说了这话，只有把以权力约束权力与社会监督权力相结合，这种限权才会有效果。习近平也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理解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要把权力锁到法律的笼子里，政府要依法办事，不能超越法律之上；第二，要锁到制度框架里去，不能超越职能；第三，要锁到社会制约的笼子里去，让社会监督权力，这样才能使权力不被滥用。
啃掉四块硬骨头
当前，在政府转型与改革问题上，有四个争论非常突出，能否啃掉这四块硬骨头，是影响转型成功与否的重中之重。
第一，是否承认我们有增长主义政府的倾向。北京PM2.5一出现，大家看到长期追求的后果，看到增长主义政府带给我们的严重后果。
增长主义政府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早在2004年我在南昌一次大会上演讲，提出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下来有个领导跟我讲，老迟，政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还叫政府吗？如果政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吃哪碗饭？政府哪来的钱？所以大家都拼GDP，哪还管什么环境和资源？尤其在地方层面，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的背景下，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这是个鲜明的矛盾。
第二，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些年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突出，政府成为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上大项目、搞大投资、搞大国企、追求重化工业。这造成对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排斥，所以某些领域的国进民退不可避免。然而，市场经济下应该是市场起主导作用，市场主导了，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发挥；市场主导了，政府的作用才能够明确，它的任务不是主导，而是服务。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如鱼得水，企业才能有活动的范围。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到底是投资主导还是主导？面对市场的变化，面对投资消费失衡的现状，今天再坚持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已经不行了，第一市场空间越来越小，第二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三更扭曲了市场关系。所以，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投资才是有效的投资。如前几年的政府4万亿投资，虽然当时应对危机起到了明显作用，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但这样的投资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不在于4万亿，而在于强化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还企图把这种增长方式常态化，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问题所在。
为此，建议尽快制订国家消费战略规划，并把提高消费率作为评价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绩效的重要约束性指标。要稳投资，更要通过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优化投资结构。
第四个有争论的，就是国有资本到底以公益性为重点还是以竞争性为重点？毫无疑问，既然是国有资本，它也要追求效益，但是它的效益重点取决于服务全社会对它的需求。今天，老百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大了，如保障性住房，国有资本要不要成为这里投资的军？，现在缺口有人说有2万亿，有的人说更高，这部分资金要从哪里来？应该从国有资本的收支分红中来，提高它的收支分红比例，或者把一部分国有资本纳入到养老保障基金里去，才有可能补充这个缺口。
小政府首先要成就大市场
这些年，企业对政府的期望也在逐渐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中期，企业更多希望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而现在更多的是需要政府的服务。跟前些年相比，总体来说，现在发展环境方面的矛盾问题最为突出，办事难、效率低、成本高、大，成了企业今天面对的大问题。不少企业家反映，现在跟一些官员打交道，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还容易出问题。就是说，在寻租腐败比较突出的背景下，企业的发展环境矛盾问题比以前要突出得多、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
现在，我感觉到企业的呼吁有几方面：
第一，希望有个好的竞争环境。现在竞争受到行政主导、官员利益左右的因素仍然比较多，很多竞争，表面上是招标，可招标里面都有猫腻。所以，一定要公开、透明。企业宁肯多花点儿钱，也希望有个有效、公开的透明机制，形成一个真正的竞争环境，这是企业最大的期望。
第二，企业成本太重、税赋太高，尤其是实体经济、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税赋水平太高，有些不堪重负。
第三，财产权保护。我曾经跟中央领导讲，最近几年，部分民营企业家投资移民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有增大的趋势。为什么？原因很多，但重要的是我们对民营、私营经济财产权的保护不够，缺乏相关的制度与法律保障。企业家太不放心了，这是导致资本外流的重要原因。
第四，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寻租腐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办事环境越来越差，该办的不办，不该拖的一再拖延。从数量上看，审批在减少，事实上办事越来越难了，办一件事需要花费太长时间，企业家的精力太多耗费在和政府打交道上。
因此，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简言之，就是公共服务型政府。
中国搞了35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竞争的市场环境初步形成，但是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仍然面临很多矛盾问题。首先就是行业垄断问题比较突出，第二就是资源配置上的行政特点比较突出，像土地资源、资金等，这些方面行政主导的特点都比较突出，有些要素价格到现在还没有市场化。
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今天对我们来说，垄断行业的改革，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公共资源的市场配置，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这些改革尚不到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应该说还相当不完善，需要在这四个方面改革上下很大工夫。
那么，小政府能不能成就大企业？小政府首先要成就的是大市场，我们讲政府是个有效的政府，但政府和市场比总是小的，市场是大的，小政府要成就大市场。对于企业来说，不管政府大小，它一定要是个有效率的政府，是个廉洁的政府，是个有责任的政府，是个法治的政府。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培育、完善、保护一个好的市场。
(本刊记者周夫荣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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